启功中学生

A. 是启功题的初中人教版“语文”二字吗

是启功老先生的字，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
方正字库有这种字：方正启体简体

B. 启功的 自撰墓志铭中启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中的中学生副教授矛盾吗

启功先生写这样一个墓志铭，可谓是看透人生，颇有道家风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又将自己说的一文不值。最后说到，这身体本就是一幅臭皮囊，死又何惜。

值得敬佩。

C. 启功有没有孩子

1932年10月，来20岁的源启功和大他两岁的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启功和章宝琛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自妻子去世后，他便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
2005年春节前，启功就因为身体不适住进了北大医院，......6月27日夜间，启功的心跳突然停了下来，并且很快停止了呼吸，经过抢救缓了过来。28日晚上，启功的血压又突然下降，医生说，这个晚上很危险。30日凌晨2时25分，启功先生与世长辞。
早在二十多年前，他66岁生日时就为自己拟过一个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的这段话虽是戏言，却真的堪为盖棺之论。

D. 请问,启功是干什么的

启功生平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启功先生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先生出身于皇族支系，但根据爵位累降制的规定，他家族逐渐没落。先生一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四岁时即入私塾读书。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先生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不幸的是，1922年先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

直到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此期间及之后，由于先生想找到一份喜爱并适宜的职业，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

1933年，经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陈校长先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维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辞辛苦，教两处家馆，闲时便集中精力读书，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绘画在社会上已名声雀起，间或可以出售，补贴家用。

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于是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辅仁大学和教育岗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授得法，无论教什么课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深受学生爱戴，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副教授，讲授“美术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湖南省澧县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中国画院正在筹办，先生应叶恭绰先生的邀请参与画院的筹办工作，曾到南方进行过调研。当时文化部文物局为培养考古及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先生被聘为该班的教师，给学员们讲授“中国书画史”及鉴赏知识。

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市政协常委。

1956年，启功先生晋升为教授，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教育部为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及基础课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组建的“视导团”，到上海、广州、厦门、南昌、福州、梅州的大、中、小学视察。为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一手材料。

正当启功先生满腔热情投身教学科研活动并积极参政议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1958年，在中国画院，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右派关系转到师大后，他的教授职称被取消，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资格也被撤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给予了他亲切关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右派分子不能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撰写论文，努力在学术上做出贡献。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几经再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文革”后付梓出版。

1971年，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接受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任务。这是一项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组织国内数十位一流文史专家参与的伟大工程，当时先生还是被挂起来的摘帽右派，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从内心感到高兴。自1971年到1980年，经整整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

经落实政策，启先生被重新评为教授，再登讲坛，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1977年恢复本科考试，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积极投入到教学第一线。不但教本科生的课、带研究生，还主动承担夜大学的课程，和广大青年一起，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春天。

1982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1984年该专业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先生被聘为该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直至逝世前，一直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2000年又与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2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很多人已成为教授、编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0之多名。

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1935年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启先生已从事教育事业72年，从事高等教育70年，是辅仁和师大的两朝元老，也堪称我国资深的教育家。启先生有很多光辉的头衔，但他认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副业，自己的主业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他一贯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再用这些经验，去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果，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随时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京市职业道德明星”，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於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先生受学校委托，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具有精辟的教育理念，不但深刻地教育了北师大的师生，也受到国家领导人和兄弟院校的好评。而这两句话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从教70多年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作为我国当代文化名人，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学大师。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画家。他从小受祖父的熏陶，酷爱绘画。最初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老师不但画得一手典型的文人画，而且对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使启先生在绘画和鉴赏两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贾老师又主动把启先生介绍给著名的“内行画”画家吴镜汀先生。启先生随吴老师学画，也不全囿于老师的成路，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韵味悠长，尤擅长山水竹石，极富传统文人画的意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已在画坛崭露头角，他也曾作画卖钱，以贴补生活，以至不少佳作流入社会，而于五十年代达到艺术高峰。专家评论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近几年来，每年的书画拍卖，都能见到启功先生早期的绘画作品，并被爱好者出高价收藏，足见其珍贵。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因在画院被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再加之当时提倡要巩固专业思想，于是只得封笔，而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启先生才重执画笔，但鉴于书名太高，“书债”太多，所以绘画作品并不太多，因而尤显可贵。在中南海、全国政协、中央文史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处都收藏有启先生的书画佳作。先生还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及文化事业的国际交流绘制了不少作品，他常风趣地说：“我这里是礼品制造公司”。而他为第一届教师节绘制的大幅松石图，已成为北师大的镇校之宝。

启功先生是当代名扬海内外的书法家。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任主席，后任名誉主席。先生高度的书法成就既来自他的才分，更来自他的勤奋。他临习了大量碑帖，尤以临习赵孟頫、董其昌、柳公权、欧阳询、智永等最勤，积淀了深厚的功力，并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品学问一样，秀丽、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自80年代起，已有多种版本的启功书法集陆续出版。

启功先生对书法理论也有精辟而独到的研究，他对大量著名的碑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辨，写下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对书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而他所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 以一百篇一诗一文的形式，系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在书法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书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既有文化交流的实用价值；又是一门独放异彩、具有欣赏价值的民族艺术和文字艺术。

启功先生对书法艺术本身也有很多创见。如赵孟頫说：“书法以运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他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则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辨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以结字为上。”与赵氏所说，恰恰相反。又如他认为临碑与临帖亦是辨证的关系，而帖能更真实地保有原作点画使转的面貌，故应更多加临习；而临碑则应“透过刀锋看笔锋”，才能得其真髓，并自称“半生师笔不师刀”。他又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字的重心聚集处并不是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并推算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率”。这些具体的理论都对学习书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表彰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先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旧体诗人。他在童年时代即对诗词有浓厚的兴趣，并背诵下大量的作品。青年时代经常参加同族长辈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打下坚实的创作功底。执教以后，在治学、授业、书画创作之余，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书画作品等抒发情感，进行评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198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启功韵语》出版，他在自序中说：“这些‘诗’是许多岁月中偶然留下的部分语言的记录”，是“一些心声友声的痕迹。”1994年和1999年，第二、三本诗集《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又陆续出版。之后这三种诗集又合订为《启功丛稿·诗词卷》及《启功韵语集》。先生的诗很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辨证创作观：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赡，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同时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不为古人所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密切贴近现实生活，参用当下词汇，深具现代气息。特别是一些诙谐幽默的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为古典诗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很多是书写自作诗词的，而他的画作，均有自己诗词佳句的题跋。诗、书、画在同一幅作品中展现，达到了和谐统一，观其画，赏其书，吟其诗，使人神舒意畅，回味无穷，再次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古人称这类作品为“三绝”，而启先生堪称是当代“三绝”之冠。启先生的诗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专家们评论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语词、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诗词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启功先生是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家。先生尝自云：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文物鉴定，尤其对古代的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积累掌握了很多鉴定的经验和知识。贾羲民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珍藏的书画作品，并结合展品为他讲解鉴定知识。先生还经常到琉璃厂等地的古董字画店向民间的行家里手请教，他们看到先生如此敏而好学，也都乐意指点他，使他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1947年先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负责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进行收购鉴定工作，每遇疑难问题，必约请先生参加。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顶级专家组成7人小组，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进行甄别鉴定。先生即是7位专家之一。1985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当数以万计。除书画外，还对出土文物及古代书籍进行鉴定。如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 宋代龙舒本《王文公集》等。 近两年还参与了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几十年来，为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物界的人都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在鉴定方面，他有很多高明之处：一是知识面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的研究，熟悉与书画相关的各种知识，掌握更多的可利用的信息。二是他擅长文献考据，懂得驾驭文献信息的方法，一旦发现相关问题，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辨，可以将艺术研究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又有多年书法绘画的实践本领，深谙其中的艺术规律及具体技法，深谙各家各派的风格特点，见多识广，从而能够达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境界。总之他属于学者型和艺术家型相结合的鉴定家，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方面考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例如，他对旧题为唐“张旭草书古诗帖”真实年代的考辨；对陆机《平复帖》的全文通释与考定，都是最好的例证。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且过目不忘，直到老年还能准确说出某事出自某书某章。戴姜福老师是一位博学之人，深通古典文学和传统小学，在他的教授下，启先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先生又受教于陈垣先生，深得考辨之学的要领及严谨的“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专业规范的治学道路。陈校长又教诲启先生搞学术研究应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启先生从研究书画艺术入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最初几篇学术论文，如《急就篇研究》、《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都是在陈校长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而随着多年的教学实践，先生对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也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而在所有的研究中，启先生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能在扎实严谨的论证中，处处显示出自己独辟蹊径的聪明才智，常能发别人所未发，道别人所未道。如诗词格律讲解起来十分烦琐，而先生的“竹竿”理论能举重若轻地将此问题化繁为简。他学问广博，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先生常自戏为“杂货铺”，实则是博学多闻，而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如他晚年所开设的“古籍整理基础”课，就属于这类性质，而先生则戏称为“猪跑学”。

启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年代的《读红楼梦札记》和程乙本《红楼梦注释》，至今是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六十年代的《古代字体论稿》，此书将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文字学的重要论著。六十年代的《诗文声律论稿》，此书以简驭繁，是研究诗文声律的独诣之作。八十年代的《汉语现象论丛》，此书对中国古典语言，特别是诗词语言，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八十年代的《说八股》，对八股文的特点和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2004年出版的《启功讲学录》，虽是学生的整理稿，但典型体现了他博雅通学的学术特点。而累时多年的《启功丛稿》，更是其学术之大成，其中有关碑帖、艺术的考辨文章，更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道其万一。先生之学问真可谓博大精深。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卓越不凡的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赢得各方面的敬重和爱戴。

1980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曾任“九三”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现任顾问。

1982年，恢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资格，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连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委，并兼任政协书画室主任。

1983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组织一批专家支援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启先生时已年过七十，仍不辞辛苦，报名参加，先后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讲学，为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一片爱心。

1992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9年任馆长。为文史馆的建设和文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2年，任西泠印社社长。

先生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参政议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外友好合作，奔走往来于友邻国家和港澳地区。

先生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韩国参观访问，举办书画展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去香港讲学，参加文物鉴定。还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邀请，出席学术会议和鉴定古书画，赴英国、法国考察博物馆，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启先生在艺术和学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分不开。

先生对国家和民族抱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幼有宗教经历、又身为民主党派重要负责人的公民，他极力维护民族团结，爱国爱教，投身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之中。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热情讴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在政协积极献言建策，在各种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宣传介绍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以一颗博爱之心、忧世之心，密切关怀着国家的发展建设。每遇到自然灾害，即踊跃捐献善款，他无时不真诚地祈祷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进而由衷地祈祷世界的和平。每当谈及国家和世界尚有贫穷和苦难、丑陋和暴力时，其同情焦虑之心溢于言表，仁爱之心令人感动。

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善良、诚恳、注重情谊。他对妻子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他能接受他们的爱，深知没有他们的爱，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更能爱他们，深知这是对他们的最好报答。他书画艺术的成就和诗词创作的感人力量都与此相关。他知恩图报，谈及自己的成绩，总口必称陈老校长的恩德，对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尽其所能地予以回报。他对朋友至诚，能向他们敞开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与他们保持纯洁童贞的友情。他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悉心教诲。他常说自己就是在别人的关切和师长的耳提面命中成长起来的。先生的诚挚之心，深厚之情，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

先生操守纯粹，道德高尚，为人方正，举止得体，对事业锲而不舍地追求，对工作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究礼貌，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名人架子，尊重一切人，包括普通劳动者和晚辈学生。“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首砚铭正是他做人的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他另一方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其“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

先生性格洒脱，心胸超旷。他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更不计较钱财，对这些身外之物总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每遇人生坎坷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况遇，也能积极向前看，而从不怨天尤人。“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心胸之宽广令人感佩。他言谈风趣，应对机敏，出语幽默，喜开玩笑，凡与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启功“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先生千古！

E. 爱新觉罗启功有没有儿子

爱新觉罗启功没有儿子。

爱新觉罗启功1912年出生，自称为姓启名功，字元白，号苑北居士，是居住在北京的满族人，同时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子。

启功爱好书画，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5)启功中学生扩展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启先生创建北师大文献学博士点，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寒暄之际，好事者多称其为博导。

先生总云：我不是那个博导，而是那个驳倒，一驳就倒，不驳也倒。闻者在笑声中不由地联想到1957年那段被打倒的风波。

西泠印社在赵朴老逝世后，公推启先生担任社长，时先生已辞去中国书协主席之职。某年印社举行例会，启先生与中国书协某位继任掌门领导共同与会。

会上启先生发言，自然屡屡提及西泠如何如何，不料那位书协领导却在一旁好心地为启先生纠错，小声说道：是西冷呀。先生应声道：你冷，我不冷。

有一次，启先生帮别人题字，不料钤印时颠倒了，旁观者无不惋惜，又不便请先生重写一幅，只好劝慰：没关系，没关系的。

先生笑而不答，又拈起笔在钤印旁补上一行小字：小印颠倒，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也。于是举座重欢。

启功很幽默，且为人很谦逊。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

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是启功66岁时写下的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

F. 启功 中学生,副教授。 博不精,专不透。

A（①《墓志铭》后属于直接引用的文字，故用冒号和引号；②联系上下文，此处不能用逗号，用省略号表明中间省略了部分内容，用法正确；③属于直接引用的文字，故句号在后引号内。）

G. 启功经历给我们的启示,如何从中学生到博导的

启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
但是，乐观善良性格，使他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净而又深邃的赤子之心。
正是这种淡泊名利、不屑社会权威的性情，使得启功先生的人生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自嘲，晚年更似老顽童般谦和、幽默。

H. 启功的其他相关

启功先生的坚与净作者：徐可
启功，字元白，满族人，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集教育家、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一身，著有《启功书画集》、《启功丛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论书绝句》等多种。
启功先生是我所崇拜的一位长者，而且我从不讳言这种崇拜。崇拜这个词的分量很重，在我到了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年纪之后，我几乎没有用过它，但用在启功先生身上我却毫不犹豫。是因为他那卓尔不群、隽永洒脱的法书吗？还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容、博大精深的学问？要我说，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还不足以构成崇拜的理由。我之崇拜启功先生，完全是因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当我思念启功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他的学问或法书，而恰恰是他的为人。在我的心目中，启功先生近乎完人。
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启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则铭文时，我只是把它当作启先生的自勉之词；随着这些年来对启先生了解的加深，我才真切地体会到，“坚”、“净”二字不正是先生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么？
先说“坚”吧。坚者，坚固，坚定，坚决。在人们的印象里，启功先生是一位非常幽默而随和的老人，似乎柔的成分更多一些。不过在我看来，启先生性格中“刚”的成分也不少。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来，谁也奈何不得。我就曾几次亲见过他较真的情形。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他特地将我召去，让我在报上为其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此事过去已有10年，我至今还能回想起当时启功先生严肃而又焦急的神情。
启功先生的法书名满天下，求字的人趋之若鹜。菩萨心肠的启先生很少拒绝别人，几乎有求必应。不过碰上话不投机的，即使对方许以重金，启先生也不肯假以辞色。曾经有商人请启先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启先生不给面子，启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启先生在给人题字时，首先总要问一句“要简体还是繁体”？他这是尊重别人的习惯。但凡是给书刊或牌匾题字时，他必定写简体字。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他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再说“净”。净者，清洁，干净，不含杂质。有一本写启功先生的书名叫《静谧的河流》。这个名字真好，形象地概括了先生的神韵。先生不是巍巍高山，耸立云端；也不是滔滔大海，汹涌澎湃；他就是一条静谧的河流——宁静平和、清澈见底。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鸿毛。前些年，他用卖字画的钱设立了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却不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恩师陈垣（励耘）的名义；他不计报酬为别人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而他本人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土鞋的简朴生活。
先生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很多人都想见他一面，有的人在见面之后（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还要写出一篇两篇文章发表出来，其中一些文章有不少失实之处。对此，启功先生一贯相当达观，毫不在意，“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但是对于为他写作传记一事，他却是一直坚决反对。他曾自述：“自愧才庸无善恶，兢兢岂为计流芳。”他不图虚名，对于人们奉赠给他的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认，只认定自己是一名教师。有一则广为人知的笑话，说的是启功先生因为身体欠安，闭门养病，奈何访客不断，不胜其烦，就以其一贯的幽默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门上：“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从此得了一个“大熊猫”的雅号。这笑话传得久了，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有一次启先生郑重其事地请我为他“辟谣”：“外面有人说，启功自称大熊猫，那都是别人误传。”“其实我写的是：‘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启先生说。“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这件事在启先生虽然是半开玩笑，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认真和谦虚。
我特别喜欢启功先生写的一副对联：“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我以为，这是对“坚”、“净”二字最好的注解。启功先生刚正不阿，不亏操守，高尚的品德为人称颂；他胸襟旷达，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用“坚”、“净”二字来概括他的性格、操守、志趣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点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注释《红楼梦》。
启功年幼时，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为了启功的生计，陈垣帮他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他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有人指着赝品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启功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多地留给后人。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他经常晚上静下来加班加点。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而通宵不眠。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推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楼楼的正中央是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8年，启功66岁时，妻子、母亲和恩师已经先后离他而去，回想半世艰辛岁月，启功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诙谐、精炼《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且陋。身与名，一齐臭。（六，读如溜，见《唐韵正》） 启功先生逝世一周年后骨灰从八宝山请来，下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启功先生的墓地占地3平方米。墓茔东向，前望玉泉，后倚西山；苍松侍于左，坦途通于右。2006年6月30日，启功先生的忌日上午，在“老师走好”的祝福中，启功先生的内侄、侍奉启功30年的章景怀将启功先生的骨灰盒缓缓送入墓穴。盒内与启功先生同在的是师母几件日常用品和二老的合影——刻画在有机玻璃上的合影。师母病逝于“十年浩劫”中的1975年，骨灰荡然，只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不过即使没有骨灰合葬也了却了启功先生的心愿：师母逝世后，启功先生有《痛心篇二十首》倾诉苦情，最后茫茫然祈求：“爹爹久已长眠，姐姐今又千古。未知我骨成灰，能否共斯土。”(启功“自幼呼胞姑为爹”，她老人家终身不嫁，帮助太师母抚育启功。“姐姐”系启功对师母的称呼。)
启功先生的墓碑、碑座和墓志独具丰采，可以说是启功一生心性和修养的完美呈现。墓碑是一方放大的石砚，由浓黑而光可照人的大理石制作，正中直排镌刻着启功标准的签名，姓名下横排生卒年月(1912—2005)，再下一行横排镌刻启功法书“夫人章宝琛”，同样，姓名下也是师母的生卒年(1910—1975)。墓碑没有上下款，简洁大方，朴素端庄。
墓碑匠心独运的是碑阴雕刻了两条砚铭，一是启功曾经收藏的清康熙“御砚”上的“御书”“御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上有“康熙”“御铭”两方印文。启功是雍正第九代孙，生于辛亥革命第二年，他终生拒绝使用皇族姓氏，改革开放以后，皇室遗族以“爱新觉罗”自矜，但他依然不改素志，且作诗真诚讽喻。启功并不把这方“御砚”当做传家宝，但他喜欢这一“御铭”的内涵，并以这“御铭”取了室名“坚净居”，人称“坚净翁”，更巧而又令人感到无比亲切的是另一砚铭：“元白用功之砚”。谁敢作这样的砚铭?是谁书写的?书者是“陈垣”，是启功先生的恩师、北师大的老校长。1990年启功年近八十远赴香港义卖自己所作字画，以设立以老校长命名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聊补晚年“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的遗憾。以后来这里凭吊启功先生的人，读到这方墓碑，谁能说尽有多少联想和情思呢?
墓碑的基座是一朵舒展的莲花，也就是佛教中的莲花座。启功三岁在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终生礼佛，号“元白居士”，逝世前病重入住北大医院危重病房，他左臂插针管，右手仍持念珠，昏迷中似睡似醒的时候常常手指微动在数念珠。启功自述：“我从佛教和我老师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启功“幼时孤露，中年坎坷”，遭大苦难而“悲天悯人”，心藏“苦情”而博爱众生，这是修炼得来的达观。然而启功骨子里是铮铮铁汉，正如他诗中的自白：“墓碑前与碑座相连的同样质地同样颜色的一方巨石上，镌刻着启功生前的《自撰墓志铭》。这是一首三言诗，诗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里唯一与当年预想不合的是死后不在“八宝山”而隐居于“万安”。不过民间早把“八宝山”当作“死地”的隐语，这样一想还是与原诗符契。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北京。
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学政、主考。
一九二二年 十岁
曾祖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十一岁
祖父去世。
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二十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 十二岁至十四岁
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他在学校的习作，曾被学校选为礼品赠送给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岁至十七岁
经长亲带领，拜贾羲民先生学画，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见解卓识。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吴先生教授画法，极为耐心，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指出，使启功长进很快。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一九三〇年 十八岁
经老世交介绍，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由于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候起，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三二年 二十岁
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 为维持生活，教家馆，有时也作画卖钱。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岁
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一九三五年二十三岁
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业余从事书画创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文献馆审稿和鉴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三十七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岁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后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一九五七年四十五岁 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岁
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一九六三年五十一岁
撰写了《〈红楼梦〉札记》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岁
“文革”爆发，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活动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学不辍。由于他精通书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
一九七一年五十九岁
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岁
夫人章宝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六十四岁
粉碎四人帮之后，师大恢复课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岁
《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六十六岁
文革后落实政策仍被聘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岁
《古代字体论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六十九岁
《启功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被推为副主席。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作关于汉语和《红楼梦》的讲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岁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任该组成员。
一九八三年七十一岁
应中宣部《中国美术全集》办公室聘请，任《中国美术全集》顾问。参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七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负责甄别、鉴定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岁
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六年七十四岁
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岁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启功韵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〇年 七十八岁
《论书绝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诗的形式总结了他几十年来书法实践的系统理论，对历代书家有评论，对书法的结字、用笔有独到见解。为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一九九一年七十九岁
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汉语现象论丛》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将义卖字画所得一百六十三万余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九月，赴日本东京、大阪访问，参观大阪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岁
全国政协、北京师范大学、荣宝斋联合举办“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北京、广州和日本展出。《说八股》、《启功论书札记》、《启功书画留影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八十二岁
赴韩国进行书画交流。荣宝斋与韩国东方画廊联合举办“启功·金膺显书法联展”先后在北京和汉城展出。《启功絮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八十三岁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书画作品专集》由荣宝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岁
十月，赴美、德、法三国访问，参观三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七年八十五岁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书画代表团赴新加坡，举办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作品展，启功先生任团长。十月，应香港商务印书馆邀请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活动，为香港回归创作书画作品多件。《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八十六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和第六、七、八、九届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岁
六月三十日二时二十五分病逝于北京。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
2013年1月6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等主办，《收藏界》杂志等单位承办的“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在京揭晓。启功成为入选者。

I. 作文:观《启功》有感

读《启功先生生平》有感

朋友传来了一篇电邮，是关于介绍中国的幽默大师------启功先生的生平。看后，不得不令人惊叹，佩服。使人感触良多，大师一生奇遇甚多，历经沧桑，饱受世态炎凉，但却笑对人生，往往在幽默的言谈之中，把一切困扰一一化解。其功力之深，手法之妙，不得不令我等后辈汗颜，望尘莫及。
大师2005年逝世，享年九十有三，但在他六十六岁时，就自题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他用幽默而又轻松的语气为自己盖棺定论。
大师晚年，时有病痛，面对疾病，他就随口作打油诗自乐：
沁园春•病
旧病重来，依样葫芦，地复天翻。怪非观珍宝，眼球震颤；未逢国色，魂魄拘挛。郑重要求，"病魔足下，可否虚衷听一言？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牵缠？"多蒙友好相怜，劝努力精心治一番。只南行半里，首都医院，纵无特效，姑且周旋。奇事惊人，大夫高叫："现有磷酸组织胺。别害怕，虽药称剧毒，管保平安。
后来做了颈椎牵引术，躺在牵引床上，吟：西江月
“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栓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几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每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后来先生又发心脏病，送入影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时为1989年冬：
“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
大师出生富贵，却甘于平凡。他自幼有良好的家教，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还有乐观善良的性格，使他能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而又深邃的赤子之心。启功先生是爱新觉罗德后代但一生却淡泊名利，把一切都看破，自称“老顽童”。在他漫长的九十三年人生，苦难，坎坷，曲折等，却从不自甘堕落，自暴自弃。它所受的苦难是伴随着新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而变化起伏，亦是今天难以令人所接受和想象。
大师天生乐观。他的助手问他“经历了这么多，您为什么还这么乐观？”大师说：“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故在困难面前，大师是强者，从不轻易低头，折服，而是用幽默，诙谐的话语去一一化解。在欢乐面前，他谦和，自持，决不自傲欺人。在名利面前，从不居功自傲，他面对社会权威不屑一顾，大师总是自称自己只是“东方之孙”，并自娱“此地无砂，红土为贵”。
大师夫妻情深，大师一直把他的妻子当作姐姐，大恩人。大师的婚姻是母亲包办的，婚前是从未见过面的。但他感激妻子对家庭的照顾和负担，成年累月无声无怨关照家人，挑起重担，自己日益消瘦而从不计较。大师觉得无以为报，就请妻子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文革时，妻子冒着“惹火烧身”的危险，偷偷地将大师最能代表启功国画风格的12幅作品藏起来，致使这批精品得以至今留存。大师在后来把这些画的重新装裱，并在这些画的旁边都题上了诗句，把这一套字画命名为“二十痛心篇”，在《痛心篇二十首》中这样写道：“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少年，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大师远去，却风范流传。他有着“无边的心海”，他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颗光耀熠熠的明珠，他的一生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重读启功大师的传奇生平事迹，我深深地感到：“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的每一足，每一步，都记载着我们的前进的痕迹”。

J. 启功有后人吗

没有。

1978年，启功66岁时，妻子、母亲和恩师已经先后离他而去，回想半世版艰辛岁月，启功悲痛之权余写下了一首诙谐、精炼《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且陋。身与名，一齐臭。

从”妻已亡，并无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启功老先生并没有后代。

(10)启功中学生扩展阅读

启功先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他为促进祖国教育事业，报答老师教育之恩，延绵陈垣先生的教泽，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

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